“文学史的过去因现在而改变，正如现在为过去所指引。”大诗人艾略特这一精辟的论断，可以为我们提示出下述见解：一、文学史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文学史永远有它需要修改乃至重构的一面。文学史的过程是个不断被复写的过程，现在如此，将来亦如此，因为将来无非就是以后的“现时”。任何对文学史墨守成规、抱残守缺的态度，都不是真正的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家应有的态度。二、对文学史具体现象的阐释也不是凝固不变，一劳永逸的，而是要不断经过“现时”这个层面，对文学史诸现象进行透视、分析，从而获得它的现时意义——从总体上看，所有文学现象都应被放到历时和共时两轴所确立的坐标之中，方有可能获得其总体的、历史的意义。三、文学史的传统对现时具有“指引”意义。这种“指引”，当然是机械决定论意义上的历史规定性。它既指传统对现时的规律性影响，也指有待于我们去寻找和发现的传统中潜在的指导意义。
简而言之，上述见解无非强调：文学史修缮的必要性，文学史的现时性，以及文学史传统对现时的引导意义。一部稳健而富有成效的文学史著作，应至少是上述三方面较为完整的体现。教育部高教司组织编写的“九五”重点项目、郑克鲁先生主编的高校中文专业教材《外国文学史》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版，上、下两册，共82万字），即是这样一部值得注意的文学史作品。
纵观建国以来我们的外国文学编纂史，其中的教训主要有以下三点：首先是“左”的观念的影响。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教条式的理解，有很长一个时期，文学史的编写者们往往习惯于从政治斗争、社会经济等角度，简单化地分析处理具体、生动、多样的文学史运动诸现象、诸要素，以至于陷入极端思维的泥淖而不能自拔（这一点尤以文革时期为甚）。这一历史的阴影，即便在后来的创变求新时期，也未能摆脱殆尽。其二是批评方法的单一与滞后。一部整体上繁复多样、充满生机、汇集各时代作家深刻思想精华的文学史，仅以某种一贯的文艺思维方法予以观照，难免导致简单化、苍白与变形的结果。再者，尽管八十年代以降文学史的编写呈现不断创新的纷繁局面，但真正作多方开拓，并在稳健中求得整体性超越的文学史作品，则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，千呼万唤未出来。时代呼唤继往开来的外国文学史大气之作。郑克鲁主编的《外国文学史》，在相当程度上即是对这一呼唤的回应。从制订大纲，到规划落实编写，直至最后审定全稿，其间对大纲计划、样稿、初稿做了步步分析修缮，历时六载有余，可谓费尽相当心力。由于有五十余名专家、学者参与，所见所写参差不齐，甚至有个别敝陋之处，但从整体上看，则无疑是一部颇具超越性的精心之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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